特别关注

dutch versionchinese version
更新时间: July 20, 2015 更新: 华侨新天地-编辑部

当荷兰人在谈安乐死时,他们在谈些什么?

自2002年以来,只要符合特定的条件,“安乐死”在荷兰便属于合法范畴。作为为人民争取死亡权利的先行者,荷兰被许多国家视为榜样。然而在荷兰内部,“安乐死”数量的上升和相应而来对病患造成的压力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Ruben van Coevorden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遭遇病人请求自己帮助她了结生命的情形。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孀居妇人,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而如今,她已知自己无法战胜肺癌。

“她 对于现实非常清醒:她认为自己已经领受了自己该领受的那份苦难,而现在,她只想让这份苦难随自己的生命一同结束,”Van Coevorden,这位在阿姆斯特丹Buitenveldert区做医疗实践的医护人员说道,“但在那个时候,安乐死还不合法。我只好给她足够剂量的安 眠药,然后站在她身边看她服用。”

2001年安乐死相关法律条例在荷兰的通过无疑帮助了一批像Van Coevorden这样的医师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荷兰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医生帮助他们的病患结束生命的国家。

“理论上来说,我在当时所做的事情——帮助他人结束生命——是非法的,”Van Coevorden承认说,“并且在现在,这也仍旧会入刑,除非病患的情况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标准。”

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条文

事实上,由前卫生部长Els Borst在议会上引导通过的所谓“生命终止请求与协助自杀”法令并非为合法化“安乐死”而提出。它的设立初衷不过是为医生提供保护,使他们在帮助那些无法再承受病痛、并且没有任何好转希望的病人结束生命后,能够免于被起诉。

该法律明文规定,医生在实施所谓的“安乐死”之前,必须保证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都已经尝试并且无效,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向专门的SCEN医师(安乐死支持与协商医师,Supportand Consultation in Euthanasia)寻求意见后,方可行动。

“这条法令使得医生必须负起极大的责任来,”Eric van Wijlick,KNMG(荷兰医师联盟)的一位政策顾问解释说,“他们无法轻松对待这条法令。作为一名医生,你所受的教育要你以救死扶伤为准则,而不是给病患注射一针让他们从容赴死。”

在 KNMG的一项调查中,半数以上(57%)曾经为病人实施过安乐死的医生,在心理压力一栏勾选了8或更高的等级(压力最高等级为10)。据了解,医生们感 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于行政负荷:每一个协助死亡的案例都会被地区审查委员会反复核查,他们必须裁定在该事件中医生的行为是否积极。

罪名解除

如果医生的行为被裁定是消极的,那么检察机关将紧接着立案并最终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多数医生只有在数月之后,当他们最终收到检察机关寄来的‘解除罪名’信件时,才能真正松一口气。”Van Wijlick说。

在其他国家有关“人是否拥有死亡权利”的争辩中,荷兰对待安乐死的方式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不论是死亡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经常援用荷兰安乐死的状况进行探讨。

在 2012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Rick Santorum戏剧性地宣称,被实施安乐死的群体在荷兰所有死亡人数中占10%,并且这其中有一半是无意识的——这是医院对年老者进行的医学谋杀。而事 实上,安乐死只占荷兰死亡总人数的3%以下,并且在此过程中,医生需要得到患者明确的同意方可实施。

一 个更加耸人听闻的反对呼声表示,在任何形式上认可安乐死都将成为使“运用医疗手段协助死亡”这一做法合法化的开端,这势必导向那些如今仍旧是禁忌的领域。 荷兰的医生辩称,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滑坡”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在一年五千多起的安乐死案件中,只有大约八起被检察部门介入,并且没有任何一例导致定 罪。“在荷兰,有关安乐死的法律系统并没有被滥用。”Van Coevorden说道。

上升趋势

然 而不容置疑的是,请求安乐死的案例数量在过去十三年中极大上升了。在法令颁布伊始,每一年发出安乐死请求的人数徘徊在1900左右。然而,自2006年开 始,每一年安乐死的请求数量都要上升15%左右。到了2013年,请求安乐死与协助自杀死亡的案例数已经高达4829例,几乎是2002年案例总数的三 倍。在这些请求中,大约有38%被允许执行,而20%被拒绝了,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临时更改了决定,或是在安乐死实施之前便已逝世的病人。

Theo Boer耗费九年时间在一处区域评估委员会见证了这一上升趋势,他对此深表忧心。Boer在格罗宁根的新教神学大学教授心理学,他认为荷兰法律所认定的“安乐死”定义太过宽泛。

“我们的法律没有足够清晰的准则”,他说,“它对于绝症、或者病痛没有一丝一毫的提及。你能够在荷兰找到某些破产的人,他们自知永远无法在经济上再回到从前,他们因此而感到无法承受的痛苦,继而提出被施行安乐死的请求。”

癌症

在荷兰有关“安乐死”的法令颁布之后,选择安乐死的大多数群体——将近90%——是癌症晚期患者。近年来,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75%。

请 求安乐死的人群正在稳步扩大:上月,荷兰儿科协会NVK号召说,应该废除对于请求安乐死的最低年龄(12岁)限定,他们说,许多在12岁以下的癌症晚期病 患能够决定他们是否想结束生命。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之前从未被考虑成为请求安乐死的群体,现在已是请求安乐死的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2013年, 有42名精神病患提交了要求实施安乐死的申请。与此同时,荷兰的自杀率并没有因安乐死的合法化而下降:2013年,1859名荷兰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 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此之前,人们曾猜测,安乐死的合法将能使自杀率得到改善。

“让 我惊讶的是,没有任何人严肃对待这一问题,”Boer说,“对我来说无可争辩的是,安乐死的相关法律造成了请求安乐死人数的上升。但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 一点。即便姑息疗法(一种减少病人痛苦的医疗手段)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安乐死的比率仍在上升,这正是相关法律所引发的不良后果!”

死亡的权利

根 据Boer的说法,关于荷兰安乐死法令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保护医生,但很快,它被视为是病人的一项权利。“关于安乐死法案的争论 已经改变。它不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原先安乐死法令是为给予医生更多的权利,而并非着眼于病人。但是现在,我们更频繁听见的是站在‘病人是否拥有 选择死亡的权利’这一角度来探讨这条法令。”

Boer 认为,近几年来。病人对于自己能够选择自己所期望的死亡方式这一点上分外自信。他一直批评例如“二重安乐死(duo-euthanasia)”这样新出现 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指,那些患有晚期病症的患者伴侣要求与患者一同被实行安乐死,因为这些伴侣们无法承受独自生活的悲痛。

“人们一旦坚定了他们想要结束生命的想法,他们问询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医生能否帮助他们达成愿望,”Boer说,“而对于医生而言,是否实施安乐死的压力不仅仅来自患者本身。在一些情况下,患者家庭所给予的压力也占很大的一部分。”

Boer 的办公桌上堆着4000份有关安乐死的案例文档。当被问起能否对压力来自患者家庭的案例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Boer回答说:“这很难讲。但如果只是估 计,大致有五分之一的患者会在家庭的影响下选择安乐死。医生们往往不会把这些写入档案,你必须在字里行间去寻找蛛丝马迹。比如说,有时候是患者家属直接找 到医生咨询安乐死。其他时候则是患者说到他们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甚至,你能出其不意地听见患者家属安慰患者说道,‘妈妈,至少还能选安乐死呢。’”

压力

KNMG所做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成为了Boer观点的一个补充论据。调查结果显示,有70%的医生表示在思考是否为患者施行安乐死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64%的医生则表示近年来这样的压力在不断增大。

这 项调查并没有对医生所说的压力来源进行深究。Van Wijlick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很难判断医生所承受的压力对于安乐死法令来说是否成为一个问题。“从九十年代早期开始,我们就意识到施行安乐死的过 程将会给医生带来压力。如果能对压力的种类和来源做一些调查,那这会对修订安乐死法案有莫大帮助。”

Van Coevorden认为Boer所说的“五分之一”的数据极为符合实际情况。他补充说:“我曾经担任过两到三次SCEN医师的职务。其中一次,那个请求安 乐死的妇人已经奄奄一息,并且承受着非常严重的胃痛。当我出现的时候,她疼得撕扯着治疗医生的头发,我则一进去便几乎要被她的家人按到墙上。他们朝我吼 道:‘你现在必须给我母亲注射!她疼得快要发狂了!’

“而我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她的疗法并没有真正起作用。她被使用了错误种类的药物,并且引发了严重的便秘。我采用了另一种姑息疗法,稍稍缓解了她的病痛,之后她的家人对我非常感激。虽然她仍旧濒临死亡的边缘,但那能让她与家人更好地告别。”

Van Wijlick认为,安乐死数量的增长显示着法律制度正在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医生们从经验中明白,如果他们遵照法定程序,他们便不会有麻烦,他们因此而 得到少许解脱。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安乐死对于医生而言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名医生一年平均只会为一到两位病人施行安乐死,实行安乐死本身所带来的压力也一 直困扰着他们。”

老龄化问题

Van Coevorden认为安乐死数量的上升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所致。他也认同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准则应当放宽,他同时认为,放宽准则不一定会造成消极 影响。他举了一个例子,之前他有一个七十多岁、已出现老年痴呆先兆的病人,“他本来还可以多活几年,但他曾经亲眼见到过父亲患病的样子,他并不想重蹈覆 辙。他的病症没有任何治愈的前景,因此他要求安乐死,我同意了。因为我非常清楚病人对安乐死进行了慎重的考虑。”

让Van Coevorden最担心的是病人总是太快做出安乐死的请求。“死亡是可以被安排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其他方式来消除因病而亡的痛苦。比如姑息疗法,它能 让死亡发生得自然而然。安乐死实在是姑息疗法中最不得已的一种。另外,安乐死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还引发着医生职责的冲突:作为医生,到底应该把照顾病人 放在首位,还是应该把减轻他们的痛楚放在首位?”

Van Coevorden说,荷兰的安乐死法条反映的是荷兰人一贯拥有的务实本能。“我们荷兰人一向头脑清醒而理智。我们的一贯态度是,既然这件事情必然要发 生,那么不如去规范它而非强行制止它。荷兰医生至少不必担心事后的反响,他们不用担心被勒索,因为全过程透明而公开。我们不会陷入在美国经常发生的那种窘 境。”

全球性议题

Van Wijlick同意Van Coevorden的观点,他说:“每一个国家的医生都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除了荷兰,其它国家都尚未有一个成型的机制来审查类似事件。我们则很幸运 地拥有一个透明的审核系统,并且它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这便是它的优长之处。在荷兰,医生从没有义务来施行安乐死。取而代之的是病人必须说服医生,医生必 须被说服,之后安乐死才能够得以施行。”

Boer 的态度则不太相同。虽然他在理论上支持安乐死法令,并且已经实行过上千起案例,他仍旧认为,安乐死法令的界限应该更加严格。“如果在九十年代时,我们已经 拥有了现代水准的姑息疗法和缓解病痛的手段,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会通过安乐死法令。”他说。他认为目前的安乐死法令可以像英国Falconer勋爵所提出 的那样,修改为仅允许晚期病症患者发出请求。

“在 起草这条法令的时候我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Boer说,“当然,这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在一些方面,例如透明度和审查机制 上,这条法令无疑是优秀的;然而,对于这条法律的设立,总体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很担心,当死亡被非常轻易地视作是一项解决方式,生命的价 值将会因此减少。”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