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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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October 18, 2013 更新: Asiannews

著名荷文华人作家 王露露女士专访实录

编者按:王露露女士作为本土最为知名的华人作家,个人成就却不仅只在荷文创作领域,其亦涉足媒体界,曾担任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时王露露女士亦是荷兰主流社会活动最喜爱邀请的华裔“明星”之一,笔者曾多次旁听王露露女士的各类主题演讲,其才思敏捷、语言表达能力灵活,妙语如珠之中亦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对于这样一位技能综合、贯通中西的作家,恐怕只有把“问题”磨得像尖锐的鱼钩一样,才能捕获她深度的“秘密”和自我。 本期《名人堂》将为您“解码”王露露。

王露露, 女,1960年生,1986年北京大学英语系研究 生毕业。1984年她的中文处女作散文《眼睛》获得《散文》杂志的散文奖。1986年从北京来荷 兰从事中文教学。1997年她的荷文处女作小说《荷花戏台》出版,至今她一共出版了十本荷文中长篇小说和一本中荷文双语诗集。自2013年起她开始用双语 -中文和荷文-创作。 同年五月中国杂志《世界博览》(半月刊)决定为她在开专栏。同年六月她介绍荷兰比利时风土人情的专栏文章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同年八月她为《世界知识》撰 写的专栏也首次出版。每两周有上百万中国读者能够读到她的文章。露露努力用她的笔画出中国和荷兰比利时的友谊纽带。

记者:谢谢王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栏目的专访。首先我想问您一个比较“漂亮的问题”,您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打扮的特别漂亮,甚至特别性感,尤其特别爱穿旗袍。您的着装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民众的关注与议论,甚至有人形容您是走明星路线的作家,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您又缘何钟情穿旗袍?

王露露: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在荷兰要想站住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写作不像唱歌、跳舞、踢足球,那些是文化外围的行业,所以荷兰人更容易接受在这些领域成功的外族人。但是我做的事情直接触动荷兰人的中枢神经,因为语言是祖传的东西,是最能打入他们心脏的东西。这就等于我拿他们祖传的东西去打入他们的中枢神经,所以这不是荷兰人容易接受的事情。引用荷兰一本女性杂志的话说:‘王露露在用我们的语言耍杂技’。他们管这个叫王露露风格,我不怕别人剽窃,因为我的风格很难复制。一旦风格成熟,就能在荷文语区文坛金鸡独立,独具一格。这也是我努力的目标。我走的这条路,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首先是我用他们的语言,而且我还胆大包天地用他们的语言去做语言游戏,对我这个外族人难上加难。当然我样做也给我带来一定的优势,就是我的风格因此比较新颖,有特色。这也许是我的作品在荷文语区有很多读者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谈向我的衣服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去签名售书的时候,比如三月图书周的作家售书活动上,在一大排的作家里头,我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外来人,一是业务要好,要有很大的读者群,同时也要在视觉上让人有一些印象。所以我就特别选择了中国的衣服。当然也不是说我非得穿中国风格的旗袍不行,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中国人,我要为做一个中国人而骄傲。第二点我觉得旗袍更适合我,荷兰本土的衣服尺码特别大,不好买。第三呢,要想打入文学界,我觉得外表同样重要。我出现在很多荷兰杂志、报纸、电视上,如果我不注意自己靓丽的形象,那就会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第四个原因是我希望通过衣着体现自己对妇女解放的看法。荷兰是个妇女解放比较彻底的社会,比如在荷兰舆论界和文学界等领域,妇女和男人平起平坐。而荷兰的妇女解放和中国的妇女解放有所不同,荷兰妇女解放自60年代起有些矫枉过正,使得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男人婆”。这和荷兰的民族性格有关。荷兰是个性格率直的民族,妇女解放后女人变得更率直,有点像男人了。中国妇女从历史上就讲究外柔内刚,妇女解放后,她们骨子里再硬,外表还是保持温柔,因为男人婆的形象与中国传统女性美背道而驰,很难得到人们,包括支持妇女解放人士等的共鸣。在中国,排斥漂亮女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她们漂亮但无脑。在荷兰,排斥漂亮女人的原因则不同,他们觉得女人有两种,一种就是漂亮却没学问,一种是有学问但是不会打扮。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女人,希望以外柔内刚的方式体现我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如果有学问的人都不注意外表的话,这生活就缺少风景和色彩,我希望通过我自己,让别人知道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一种叛逆,人生不应该就是一个颜色,应该百花齐放。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有外表的“营销策略”当然并无坏处,但是社会上也有好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一个作家的核心价值是作品,作家更应该以作品和读者交流,比如之前有人想探究钱钟书先生,他却拒绝道:“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鸡?”中国中庸之道和你的逻辑是否有点相悖,你如何解读?

王露露:如果钱钟书先生要靠自己的稿费养家糊口,那恐怕他就不会这么洒脱了。当一个人在饿死和不饿死以及能不能继续写作之间做选择,他走的路就会和钱钟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也有一些情非得已吧。很多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像一个人开餐馆,如果你不做广告,你不把门面弄漂亮一点,恐怕也经营不下去,写作也是同一个道理。反过来,我相信我的创作实力,也许有些人会说你王露露能保证人们不是因为衣服好看才买你的书吗?我的回答是,很多人是先读了我的书喜欢我的文字后才在媒体上看到我的。又如现在我在中国两个著名中国杂志的专栏,编辑部的人其实只读了我的文章,也没见过我。所以外表和作品可以完全不冲突。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是为了我的事业去活,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容易,为什么不把它过的精精彩彩,愉愉快快?女人自己打扮漂亮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愉悦。事实上不管我穿的多么漂亮,我在荷兰呆了二十多年,从第一本书出版至今十几年,我没传过一次绯闻,所以做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同时当然评价一名作家,首先要看作品的质量,但是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新媒体环境中,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就算你发布的信息再强烈,也经不起新信息的冲击。所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期,你必须跟着这个信息爆炸去走,不去走的话,你可能会被雪封。

记者:您作为在荷兰主流社会最具人气的华人“明星”,经常受邀做活动或者电视台的各种主题演讲,主题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在未来您有没有计划也在荷兰华埠做类似的演讲?

王露露:几十年来,我总是被荷兰和比利时本土人邀请在他们的机构组织的活动上做讲座,其实近五六年来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和在荷兰比利时的中国企业-尤其是优秀的中国餐馆、旅馆和在荷比卢的中国企业-并肩协力,共同打造一系列新的宣传中国文化的平台。这样我们华人能通过自己组织的活动,向荷兰、比利时本土人更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文化,增进多民族的友谊,相互的理解。同时这也是我们在荷兰比利时的华人向在此居住的各族人民发出的新的声音:华人不但能够在经济方面有长足的进步,而且我们也有发展软实力的能力和平台。在荷兰比利时有数千家中国餐馆,它们多数与本土人零距离接触,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先在餐馆组织讲座配以文艺表演,那该多好!上月我和Capelle a.d. IJssel印尼餐馆Rasa Sayang合作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向荷兰人介绍中国的中秋节,并与他们同庆这个中国节日,受到当地市政府高度关注与支持,参加这活动竟有当地的两位副市长,市长因公出差不能来,专门派了代理参加活动。其实荷兰比利时政府非常支持华人组织这种讲座,我不论在哪个城市做讲座,当地媒体和政府都非常重视,都会给予大力地支持与进行报道。我希望从此我不再单干,而是同华人餐馆和各种类型的华人企业合作,共同宣传中国文化,华人企业近百年来经过不懈努力,有了自己的硬实力,发展软实力的时机成熟了。

记者: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王露露:对我自己来说最满意的当然永远会是“最后一部”,当然每个人的鉴赏口味不一样,所以对读者来说,他们也许会另有自己最喜欢的一部。

记者:你小说的构思和素材的截取编排是否是源自你真实的生活体验或者体悟?虽然你的文本一直在改变,但是这些作品里面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王露露:我自己体会我的整个创作思路,似乎我这个人只能写我比较知道的范围,我这个人不是太擅长写“只是听说,但是没有体验”的东西,这是一个优点,又是一个缺点。优点是我能写的比较真实,能够进入事物更深的内部,缺点会是我的素材范围比较窄,所以我因此有一种窘迫感。其实我特别想写各种各样的题材,比如我现在在写“婚外恋”的题材,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我自己熟悉或经历的东西,仅仅是“听说”。“听说”不是不能进入我的创作区域,但是我写起来就困难重重,因为不能写的那么真实,那么透彻。所以“写作”本身就是个复杂体,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多经历人生,此外没有别的捷径。

记者:如你所言,你的写作是否存在制约性?比如说必须是你个人的视角,或者说是你近距离接触的外围环境,或者是你感知到的生活的体悟,那么这会否对你的发展造成困境?会不会让人觉得你的十本书其实是“一本书”的“十个故事”,它们都是王露露风格的“定格”,读者会否觉得看了一本书也便知道了后续的有类似之处?

王露露:我觉得创作灵感并不是无尽的源泉,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地突破自己,但这并不是很容易,所以有时候我挺困惑的。但是活到今天,尤其是像我这样敏感的人,可能我生活的经历并不是很多,但是我的感受很多,足够我写一辈子的,但我同时一直在寻找新的视角和新的经历。不过我读书交友,不仅是为了写书,也是为了享受生活。

记者:您以往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主要的素材,咱们中国的历史悠长,却又形如“分段”,某些时期是很辉煌,某些时期又非常艰难,但是对一些对中国历史不太明了的荷兰人来说,他觉得“中国”就是一个大饼,是一个味道,他们对中国的过去,对中国的现在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把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中国旅游当全部的中国认知,这样对您的作品就会产生一种偏见,您如何回应?

王露露:这个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你读了聊斋志异,你能说全世界的人都是鬼吗?你要读了红楼梦你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是林黛玉?不能把书当一个报道来读,但是我能够理解这些人,他们读的中国书不多,甚至把我的书当做唯一的参照物。但是每一个作家,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作家,虽然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但是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我的出生国的一个“文化使者”。所以写东西的时候,一方面我要随着我的心去走,一方面我也要注意社会反响,当然这也是一个矛盾体。

记者:一本小说最厚也就几百页,它的内容是有限的,而且它不能像写论文,给它里头的一些事件很多的注解,小说往往是虚构的,它不像游记,不像报道,它呈现的是作者自我的“小世界”,你刚刚说到某种意义上你是文化使者的角色,那你有没有打算将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阵地上去写作,不仅是呈现自我的价值观和小世界,也可以代表中国人呈现“中国”?

王露露:这个绝对是有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能力承担艰巨的社会责任,我只能对我的艺术负责,对我的文字负责。如果我要是赶鸭子上架把自己看成一个记者或者一个社会传声筒,那我的小说就必然写不好。写作,你得有一种选择,到最后将是什么样呢?其实我自己不太清楚,只是跟着感觉走。事实上一本小说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像诺贝尔得奖者莫言,他是一个小说家,是讲故事的,甚至是一个说书的人,那说的什么东西呢?说的就是他见过的东西。

记者:荷兰人读您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作品,在文字层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是他们熟悉的荷兰语,但是语言和语境是两个概念,比如小说里的事件的背景和动态他们就不太容易理解,更让他们费解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在您的作品里您如何去打通中西文化的脉络,用荷兰人的语言很好的诠释他们不熟悉的中国?

王露露:其实在写作的道路上我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就比如说我从第一本书到我的第九本书,我总是在做两件事情:一边介绍中国文化,一边讲故事。所以使我的书非常的冗长,故而不习惯读厚书的读者读起来非常的累。直到我在写第十本书《荷兰我爱你》时才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该介绍的介绍,不该介绍的不介绍,而且介绍的时候,尽量介绍到让它通俗易懂。回过头来看,我的前九本全是畅销书,从畅销书的本质来说,我是大概做到了一边介绍中国文化一边讲故事。不过我不并满意,我觉得我写得太长。我现在在写第十二本书,第十一本书是诗集,这第十二本书又是讲中国文化讲故事,我尽量用少量的文字去把背景勾画出来,就像毕加索画牛,就用了几笔。

记者:但是如果你用廖廖几笔去写的事件的背景,那就可能只是一个“意象”,无法呈现明晰的事件动态,会否导致荷兰的读者只能浅层的理解它的意思?您如何克服这个问题?

王露露:作为一个外籍的作家,在荷兰本土写作,要冲破两个难关,第一是如何把这个故事写得生动,第二个难关是怎么样把故事背景铺垫好了,但是很多的外籍作家容易被第二个难关卡住,比如读者根本看不懂那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要感谢我刚来荷兰从事的教学工作,当时我是给18岁到28岁的荷兰学生上中文课,这些学生都没有去过中国,我给他们上中文课,介绍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从零开始介绍中文,又让他们理解中文,甚至喜欢中文。所以在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定的训练,我比较知道荷兰人是怎么理解或者不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的。

记者:那么我能不能说您现在笔下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更为“简约的中国文化”,这对荷兰本土的读者来说当然是更透彻更容易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于那些像您这样中文又好,荷兰文又好的高端人士来说,您这样的作品写的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没有写到中国文化的骨子里去,似乎又有点浅。所以鱼与熊掌兼得还是很难。我这样说好像有点刻薄。

王露露:我就喜欢你刻薄!(一笑)。所以比如我写《荷兰我爱你》的出发点就是给荷兰人看。又比如我现在写中国的专栏,因为我的目的是给中国人看,所以我就换一个角度去写,所以一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我现在在写的关于婚外恋的书,目的就是给荷兰人看的,如果我用同样的题目给中国的读者写,那么我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我不可能用一本书去服务两种读者,那是不可能的。

记者:那容我问得再刻薄一点,您作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研究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历,想必您过去也进行过很多诸如中英笔译、口译的事务,但是纵观世界文坛的很多作品,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从外文到中文,中国读者也看得懂,也都理解,同时觉得很有深度,我能不能理解成如果一本书翻译的好,还是能做到兼得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读者?

王露露:难!其实之前我也在寻求把我的荷兰文的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地区发售的可能性。但是首先这是经济核算的问题,我得请最优秀的人才去翻译,既精通荷兰文又精通中文,而且还有是否畅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我写我的荷兰文小说的时候,我的出发点就不是给中国的读者写的。所以出发点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能翻译好的可能性。就比如鲁迅的东西,叫中国人看非常的深刻,但是如果翻译成荷兰语,估计也没人看,看不懂。因为角度不一样,像《红与黑》这样的作品,能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地方扎下根来,也是经过无数次翻译,是各国最优秀的翻译家、编辑和出版社精琢细雕的结果。第二,它代表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它能穿梭国界,比如像《玩偶之家》,像易卜生,能够穿透国界的。这些作品是有,但是非常少。但是回过头来看,读原文的世界名著,那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立足点,就是根据读者而选择写作的语境和方式。

记者:您的第十本是用双语写的,同时您如今也开始在一些领域用中文写作,比如中国著名的杂志《世界博览》,从小说到诗歌,从荷文到双语。我可不可以视其为你的母语的回归?

王露露:其实中文的东西我陆续也在写,近期我开始发表在《世界博览》和《世界知识》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主要是为中国读者和海外华侨,包括荷兰比利时华侨,量体裁衣撰写的我在荷兰和比利时生活工作见闻。有一定的实事性,但主要还是以介绍荷兰比利时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为主。我通过写专栏,感到了祖国的脉搏。中国的前进步伐令我骄傲,中国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虚心态度令我自豪。用荷文为荷兰比利时人创作文学作品近二十年后,我能用自己生疏笨拙的中文为祖国的同胞及海外华侨写点东西,使我倍感荣幸和慰籍。

记者:您是1986年来荷兰的从事中文教学工作的,但是在1997年就已经出版了第一本荷兰文小说,你是如何顺利并快速的转换语境,您“高效”学习荷兰语的方法是什么?

王露露:可能我天生语感比较好,加上我从小就会俄语,从牙牙学语的年纪就开始中文和俄文一起学,我母亲是大学里的俄罗斯文学的老师,所以她经常对我是中文和俄文一块教。我差不多到了12岁,就能够读俄语版的《安那卡列尼娜》,能听俄语的广播,新华社的俄语的通讯稿我也能看懂。在我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之后,在14岁开始“正正经经”地学英语,除了学校教授的英语,父母也请人教我英语。所以我从小就跟外语有不解的渊源。在18岁高考的时候,我考了全国的英语第四名,当时是北大的最高分。我一直学习都比较刻苦,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别人选五个选修课,我选修十个课程,从上本科到读研一共7年,我可能一共就看了三部电影,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不仅是外文书,我也喜欢读中国古典书籍,也包括诗,记得我八九岁就每天早上起来背唐诗,对中国古诗的韵律也比较熟悉,所以到后来对语言有了一种特殊的感知。当然对于读书的这种热衷,也归于我父母海量的藏书,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我基本上把家里能读的书都读了一遍。不过我不知道别人学习的力度是怎样的,他们如果像我这样“玩命三郎”般读书,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学习习惯学习荷兰文,我只能自己和自己比较,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记者:承接上面的问题,您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看似您的童年是过于“小学者”模式,想必您也对洋娃娃之类的玩偶不太熟悉,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缺少童真的童年,您今天回头去看,是否是值得的?

王露露:的确我的童年和一般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同,我不仅看各种类型的书,我打小还听西方的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我都熟悉,我住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老师的隔壁,深受启迪与影响。此外我从小对绘画也特别感兴趣。我家里有很多的画册,我每本都仔细阅读分析,甚至我父母朋友家里有画册或者画作,我就上门去看,而且不是看一次,是反复地看,盯着看,某种意义上说,我深受中西合璧家庭的熏陶,我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观念也因此而来,现在回头看我感谢那样的经历,尽管当时我母亲为了让我读书,经常打我,我也没有一般女孩子那样的惬意童年,但是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能体会文学、艺术这些东西给我生活带来的丰富的感知,这是一种也许并非人人都能有的精神享受。

记者:网络时代的到来,纸质书籍的市场份额渐渐被电子书和网络阅读模式所蚕食或取代,你是如何将自己的作品推向这个电子时代的?

王露露:我每天都为我的读者写专栏,发表于我的网站www.luluwang.nl和我的Facebook、LinkedIn、Twitter以及Hyves的网页上。我也经常(在网上)发表我文学作品的节选以及中文专栏文章供我的读者阅读。自去年起我自建了出版社,出版我自己的图书,并通过我网站www.luluwang.nl上的网店销售我的图书。这个新的尝试旅途艰难,但由于大家,尤其是荷兰比利时华侨的支持和帮助,路越走越开阔。我在此感谢大家!

记者:你接下的写作计划或者方向?

王露露:我的方向是写一些更触动我神经的东西,我过去写中国的“过去”比较多,现在我希望写眼下中国人和欧洲人面临的现实。

王露露女士的文学作品:

《荷花戏台》1997,长篇小说,荷文,同时在26个国家出版。

《致读者》1998,中篇纪实小说,荷文。

《温柔的孩子》1999,长篇小说,荷文。

《白喜事》2000,中篇小说,荷文,  另在意大利出版。

《丁香梦》2001,长篇小说,荷文,另在瑞典出版。

《红喜事》2002,中篇小说,荷文。

《香雾》2004,长篇小说,荷文。

《明月》2007,长篇小说,荷文。

《野蔷薇》2010,长篇小说,荷文。

《荷兰,我爱你》2012,中篇小说,荷文。

《爱满夏天》2013,诗集,双语。

如上11本书能同时以手机和平版应用App和纸制书的形式阅读。详情见:http://luluwang.nl/webwinkel

王露露女士的第十二本小说目前在创作中,预计将于2013年底或2014年初出版,主要内容:婚外恋。

王露露女士一直走在荷兰比利时文学作品电子化的前沿。在新媒体挑战纸质书的时代,她不但鼓励读者用新媒体继续阅读文学作品,而且相信纸质书的永恒生命力,她去年建立了出版社,力挺纸质文学作品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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