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雅口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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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September 5, 2013 更新: Asian News

罪与罚

进入今期的主题之前, 按照惯例,我这个“说书的人”要先来讲两个小故事: 几个月前我陪同几位亚洲裔的学者在欧陆参加系列活动,在荷兰前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始发站,一位教授的背包在上车时被一个大汉强行拽走。那包里除了护照、现金,还有活动的发言稿及急救的药物,所幸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领事部给予了那位教授失窃后证件办理的指导和帮助,那位教授能得以在比利时完成活动,并最终顺利地与同行者回到了国内。

而在活动期间,我们在布鲁塞尔的某处地铁口曾被一个年轻的外国姑娘拦住, 她长的非常标致,却是一个乞儿,有位学者便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纸币给她,当我们正欲下楼梯,那姑娘追了上来,原来那学者给她的是一张马来西亚币,她要求调换,于是又有学者给了她一欧的硬币,不会英文的她, 伸出一只手,示意我们五个人每人各给一块,原来是嫌少!

无奈同行者中又有人给了她一个两欧的硬币,可离开的时候,她竟对我们竖起了中指,说了一句F..k。

这看似并不相关的两件事,却在日后我的回望与咀嚼之中找到了一些共性。

一个男盗贼,一个女乞儿,这两个人,用自己的行为演绎了人性中的可鄙,甚至是可恨,但是他们又存有某种的“可怜”。

盗贼与乞丐,都背负着某种污浊,他们归属于社会阶层中最底部最草根的一类,灰灰暗暗,宛若安插在人群中的瘟疫。

而大部分的人在见证或亲历了盗贼的可恨之后,惯用“以恶治恶”,我们憎恨这些让我们蒙受损失的盗贼,我们必然要惩罚这些盗贼。

但是却鲜少有人会去深究这些盗贼的“罪”的源起。

想来一个妇人十月怀胎生下的婴儿并非天生的恶徒,每个孩子的生理结构都是一样的,改变他们性格的因素多半是因为“生活”。

贫穷的父母、穷困的生活、失效的教育、无望的未来,往往容易“分娩”出一个边缘少年。

当别的孩子拥有丰沛的生活物质资源,而这个孩子却只有脱离实际的“梦想” ,这个梦想便会渐而成了梦魇。

这些边缘少年的生活以千奇百怪的事件动态递进着,但是他们的内在路径却是一致的。他们无法对不平等的世界、残酷的现实保持健康的失望!他们从羡慕到嫉妒,从嫉妒终于储成了恨!

 

 

出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所以有时候“犯罪”会是很多无望的人试图修改这种不平等的捷径。

我在想鹿特丹火车站的那个盗贼他为何要去做一个贼?是好逸恶劳?抑或是为了吸毒?或者是走投无路的“路”?

而这些情况对于一个有着固定收入,有着美满生活的人来说,对那种“风险人生”颇难理解。

我们的偏见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识:比如某些区乃属治安混乱的区域,因为那个区的有色人种比较多。

而这些偏见往往加剧了这些身而悲哀的人群的生存难度。

一个可怜的乞丐,他无望到了一个境地,他便会狠厉成了一个可恨的盗贼。

一个可恨的盗贼,他无果于多次的盗窃,他便会自困成一个可怜的乞丐。

可恨源自可怜,可怜往往催生可恨。

如果我们循于二者的因果,也许就会理解一个坏人的“艰难”和一个好人的“ 不必然”。

我们得见的很多社会新闻里头,杀人的恶徒,纵火的暴徒,我们带着强大的愤怒去解读那些事件,去仲裁那些罪恶,我们总是觉得这些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事实上法律也最终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中断了那场罪恶。

但是类似的事件还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层出不穷,“罪”永不会被终止!

于是我试图拂开这层暴戾的认知,假设一个罪犯抢钱杀人是为回家过年,好有钱给老母亲买几斤猪肉,而他之所以困顿的原因是劳作了一年却被老板恶意欠薪。

加上这样一段“定语” 的杀人事件会否让你少一些愤怒,而又多一丝的唏嘘?

不过问“罪”的源起便是我所以为社会乱像丛生的本源:生邪的人被草草地灭了肉身,旁观的人永远得不到心灵的救赎。

以暴制暴,是我们反对恶,而又加重恶的反弹的下下之策。

我总觉得一个凶残的人并非生而凶残,在他的“凶残”之上应该还有另一个迫他凶残的“更凶残”。那个凶残才是真正的原因。

就像一个为非作歹的少年,他的为非作歹,可能源自失败的教育,或者畸形的生活方式,我们正视了教育的失败,正视了生活的某些不合理,才能挽救类似的在渐变的少年,否则永远只能

消灭个体,无益于群体。

离开这些也许与你们的日常相距迢迢的沉重的故事或者“事故”,回到你们所熟悉的“雅口吾言”的语境之中,我试图将上述的种种说辞烹煮成心灵的食物,赠予那些向我寻求心灵慰藉的读者。

有一位结婚一年的新媳妇向我倾诉与她同住的婆婆刻薄的令人发指,晚餐吃不完的饭菜,她就冻在冰箱, 然后第二天继续吃,日日如此,此外对夫妻二人的日常干涉过多,某次半夜跑到他们的房间里,来检查儿子的手提电脑是否忘了拔电源, 顺便也给儿子盖盖被子,试想半夜三更,婆婆的黑影伫立床头,必然会把她媳妇吓得半死。

而这媳妇本是来荷留学的大学生,家境殷实,且是家中的独女,偶尔也买买名牌皮包,以她的话说:“这是一种近乎惯性的品味。” 但是这落了婆婆的眼里简直就成了败家的行为,遂对她挑剔甚至责骂。

媳妇感到委屈,她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皮包,同时婆家的家境也很富裕,她觉得婆婆的价值观太过扭曲,平日又一副慈禧太后的嘴脸, 惹她不喜,于是二人如今颇有点水火不容之感。

婆媳二人日积月累的矛盾终于酿成了罪孽,媳妇对婆婆的不满,本能地发泄到了丈夫的身上,于是结婚才一年的两人隔三差五就陷入争吵,最后丈夫寻见了矛盾的线索源头,决定带着老婆搬出去住,结果那婆婆就在家闹自杀。

媳妇在对我言说时对于那场“自杀”表现出了大量的奚落,比如她说:“她向来会演戏,她只是闹自杀, 不是真自杀,不过我老公是受了她的惊吓,不敢提搬家了。”

简朴的婆婆遇上轻奢的媳妇,加上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做摩擦,可见媳妇在情绪上对婆婆已经趋于了“ 恨”,这种恨如果不化解, 它的出路必然是惊悚的。

好些人总是轻率地去恨一个人,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去进入那个人的命运。

如果婆婆的刻薄,婆婆对儿子的掌控是一种罪,而它却必有一种源起。

后来我了解到那个婆婆若干年前因为丈夫的外遇而与其离婚,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并打理一家店铺。想来她也有过一段捉襟见肘的日子,也许那些苦难逼迫着她趋于节俭,想来一个过度节俭的人必然有过度的苦难。当节俭成了一个人的惯性, 它就幻化成了某种顽固的价值观。

人常常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仲裁别人,所以如

此的婆婆仲裁爱花钱的媳妇是“有罪的”。

就像媳妇觉得她有罪一样,反观婆婆同样没有进入媳妇的命运,一个年轻的80 后,生在新社会,长在温室里,充沛的物质生活条件供她予取予求,她断然不会有对于贫困生活的认知和与之匹配的价值观,你让这样的一个富家孩子吃过夜的菜, 这于媳妇看来也是罪孽的!

种种的“罪”在繁殖、在蔓延,于是彼此派出惩罚也在壮大、在加深,渐渐变得像刀口一样锋利。

闹自杀, 便是一次佐证。这俩女人哪儿还是居家过日子?简直就已经在闹革命!

此外再说向其他的组合,比如老板与员工,妻子与丈夫,父母与子女,甚至是个体与社会,那些组合里面也常常附有大量的矛盾, 一些矛盾因为彼此对立的顽固的价值观而变得犀利,变得伤人,行至极致就会成了罪恶。

那些人不需要被我描述得栩栩如生,他们就已经是你随眼可见的样子,他们矛盾着、痛苦着、对立着、互斗着。

我们的生活里充盈着各种程度与形式的“罪与罚” ,我们的性情亦为之变得愤怒或绝望。

如何破解这些艰难的人际,我想唯有去寻找那些“ 罪”的源起,任何形式歹毒的行为,都是从一个也许并不可恨,甚至带些凄楚的源点渐行而来的。找到了那个源点,我们才能得到救赎心灵的解药!

那些宽容的人,那些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们懂得去解读生命表层下的血肉, 把认识“可恨”的愤怒,转为体会“可怜”的怜悯。

正如那对婆媳,她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凶器去残害彼此,然后控诉对方的残忍,而让自己变得狭隘。若将心肠“洗”得怜悯一些,再退到客观一些的思维之上,她们可能会将对方的价值观变成一场新知,而让自己变得博大。

那些深明大义的人,那些客观公正的人,从来不轻易言恨,“恨”只能让我们的头脑发热,胸膛发狠,而偏离事实的真相。

法律的目的到底是杀死一个人?还是救赎一个人? 这便取决于我们看到的事件与事主的本质是“可恨”还是“可怜”!

所以那个被抢包的教授淡定的坐了下来,继续他的旅程,所以那些被竖中指、被言辞侮辱的学者潇洒地离开,没有回头与乞儿对骂, 并不是他们饱读了诗书,而是因为他们理解了“罪”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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