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晖，笔名卉纳。1984至1991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师从钱钟书之侄钱佼汝教授，攻英美文学批评，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南京大学任教。其间出版物有译作《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1990年），以及见于“译林”、“雨花”、“花城”等报刊杂志的诸多文学创作和英美文学译作等。1993年初赴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进修，1995年底移居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至今。作为独立撰稿人，多年以来为国内《文艺报》、瑞士联合国《文荟》、奥地利《朋友网》和当地侨报《联合周报》（即《欧洲时报》中欧版前身）等执笔，撰写中西文化观察及评论，其间出版小说《情爱签证》（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年）和音乐等文艺评论文集《难舍维也纳》（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
凝视梵.高
凝视梵.高，是企图穿越百年的时空隧道，去法国小镇上的疯人院会他，不，是悄然窥望！躲在树后看他画病院里虬干蜷盘、枝叶诡异的老树，趴在草丛看他涂曾经沧海、湮没无闻的老井，混在人群望他描衣衫褴褛、面目憔悴的自己，那个与病人们在院中迂回而行、惶恐之中却似乎不忘自嘲的梵.高！
凝视梵.高，是妄想拨开世纪的尘土飞扬，去感受他孤独而鲜活的魂灵，同了他在金色的麦田里歌唱，歌唱丰收，歌唱自然，歌唱向日葵的色彩，唱罢一曲，便毫不留情地将莫奈的暧昧驱逐出境，让透亮的黄绿蓝勃然跃出异样的节奏，从此莫奈不再，印象不再，从此，大自然渗出了梵.高的血肉，不可理喻，无人问津。
从维也纳的阿尔伯提那博物馆(Albertina)走出来我双目噙泪，猛然领悟：与梵.高的画近距离的接触，对于曾令我心醉神迷的法国印象派而言，将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读懂了凡.高笔下厚重、炫目、狂乱、迷茫、扭曲的山水物人之后，印象派的精神家园变得颓废萎靡，裸露出一派小资十足的自恋情结。莫奈曾说：“之于我，创作主题毫无意义可言”。莫奈笔下的干草堆、白杨树，他的教堂和池塘等，似无一不在使用点彩法分解大自然与人类的精神活动，试图利用大自然的景观，寻求凌驾其上的，与之脱离的某种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精神。由此，莫奈作为印象派大师，他及其画派希望诉诸于观众的理念抽象而主观，其创作主题“无意义”得矫情，其精神意义也因之而模棱两可。
相比之下，梵.高的画除使用印象派绚丽的色彩之外，意欲表达的心境与印象派的有天壤之别。从美学意义上说，他的创作具有浓厚的“移情作用”，其人与其物乃彼此观照、不可分离的对象。梵.高的大自然视角意义重大，它是人的载体，承载着画者沉重的思想翅膀，在欲飞无能中表达着他鲜为人知的心灵呐喊，梵.高的潜意识是“天人合一”的，这样的哲学思想在西方教会的意识形态里无从栖落、无家可归，梵.高因此而神志恍惚，以致精神错乱，情绪极端之间甚至举止非常、丧失理性（如割耳事件，虽然此事蹊跷，属百年悬案。），亦乃情理之中的事情。惜莫奈等当时的画坛大亨对梵.高不以为然，或许，在他们的眼里，梵.高的精神载体没有“上升”到纯哲学范畴，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凡.高仅为一个离不开土壤气味的“乡巴佬”，纯朴而不合时宜。
梵.高曾说：“有些人的灵魂是一团火，无人能接近它，以便取暖。” 梵.高的灵魂想必是一团烈火，与他接近，或同时燃烧，或即可灭亡。想来取暖是不可行的。这团烈火拥有人间本应有的博大胸怀和同情心，然而梵.高无从展示这团烈火，他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格格不入，他曾以色泽灰暗、笔触尖锐的炭笔肖像画等强烈地反馈当时的社会悲惨，却无人响应；他作为出身牧师家庭的一员，曾投身平民的最底层生活，也无人理解；去巴黎后受到印象派色彩冲击的他，很快完美地使用油画等颜料，亮丽地表达他心中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然而他灵魂中不被世人理解的的烈焰燃烧着这份热爱，于是画面拥有了非梵.高莫属的语言：在其画笔夸张而一气呵成的粗重，节奏变幻无常的笔法，以及痉挛抽搐般的停顿里，梵.高完成了他举世无双的历史瞬间：点面模糊后的重彩油画走出印象主义的甜美而“无意义”，开创了表现主义充满力量的先河。
先河之后，是河道的分支，一支回归印象派，一支演绎为野兽派。梵.高作为承上启下之师，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的画界奇才梵. 高1853年出身于荷兰，27岁之前未曾握过画笔，却以惊人之速自学成材。在1880 年到1890 年短短的十年里，梵.高完成了900幅绘画，1100幅纸上作品，另加900封来往信件。其中，他的创作旺盛期仅有四年（1886年到1890年）。37岁那年，他用一把左轮手枪在写生的田野里结束了自己年轻而穷困潦倒，善感而才华横溢的生命。如今，梵.高稳坐画坛高椅，被人捧为画圣，1987年，他的“剑兰”成交价为53.9百万美元，1998年，“无胡子的自画像” 以71.5百万美元成交，而1990年，他的画作“卡燮医生的肖像”（Portrait des Dr.Gachet）因易主而卖出82.5百万美元的价格。 这些天价对于一个世纪前如流星划破长空却转瞬即逝的梵.高而言，是个什么意义呢？梵.高在世时说过：“我相信有朝一日，我的画要比它用的颜料价格高。” 听后让人如何淆然泪下！
2008年9月12日 写于维也纳
读王小波杂文
读《王小波经典作品》的《杂文卷》，竟读出痴迷的劲头来，手捧文卷，时而长吁短叹，动辄拍案叫绝，或者笑得人仰马翻。对之深刻处的惊叹，生动处的共鸣，甚至偏激处的率真，情不自禁，兼黯然神伤、潸然泪下，感于他英年早逝。其实，这又何必，他的文章早已成为常春藤，会永久驻守世人的精神乐园！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底出版的这本王小波杂文集，收集了他近百篇杂文，篇篇精彩，随手翻来，跳出的，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应该说，这番心领神会的美妙滋味，从前也就是在钱钟书先生的作品里才领略过。王小波的这些杂文涉及的领域很广，宗教、哲学、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都兼而有之，文章纵横捭阖，展示作者独到的洞察力， 读来不仅引人入胜，更是发人深思。
在“思维的乐趣”一文里，他提及茨威格的小说《象棋》，说作者并没有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这让我大吃一惊。记得我读《象棋》时，完完全全折服于作者对绝望的孤独施与的无与伦比的描述，因之一直对这本小说顶礼膜拜。 可万没有想到，王小波几句话就推翻了茨威格的想法，也颠覆了我的崇拜。他写道：“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 这些话无疑如五雷轰顶，令人头皮发麻后顿生感悟，活生生地被王小波拉进了他的语境。 王小波却还不罢休，说：“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且新奇… …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天啊，说到了很多人—-应该也包括我吧—-的痛处了！读这些话真让人痛快，感觉心有灵犀，要拍案叫绝。及至看到“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时，笔者只恨隔了阴阳两界，无缘与他畅叙了！
谈知识分子是王小波这本杂文集的一个重点，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一文让我回到了从前的青春岁月。当然，我与王小波有个小代沟，故回到的不是上个世纪60年代，而是80 年代末。我边读边想，那时候，如果我们也懂得沉默，或者说选择沉默，而非话语，是不是会给自己少找很多“秋后算账”的麻烦呢？ 王小波写道：“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 在80年代末的某个季节里，我们的校园是一锅沸水，到处散发着热烈的、蒸汽般的情绪。当时，我有个同读硕士的师哥，看我满脸幼稚的兴奋劲儿，就一把将我拉进南院的小树林，说：“听我的，师妹，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告诉你，现在应该懂得沉默，只有沉默，你才能远离灾难！” 当时的我怎么会听他的，结果，幼稚的年轻人以为玩弄了一回政治，却是让政治玩弄了一回。我们当年缺少的，是王小波小时候体验的那种冰凉的感觉。
王小波将这种冰凉的感觉拉进了他的另一篇东西：“知识分子的不幸”。 王小波在文章中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历史上，因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不理智而造成的知识分子灾难，的确数不胜数，正如文中所提，伽利略低头认罪，拉瓦锡上断头台，茨威格服毒自杀，老舍跳湖等等。王小波在这篇文章里还谈了信仰的问题，认为信仰有时会导致狂信，比如日本军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信仰如果被滥用，还会成为打人的棍子；信仰有很多好处：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同时却也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反民族、反中庸、反自然等等。归结一下，王小波想说的，是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因为不理智或者信仰，频遭陷害。在此，笔者愿意与王小波的观点商榷，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其实也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利用民众的不理智或信仰等，给民族、社会和国家造成无数灾难的，比如说，二战时的日本侵华之举，它的大部分操纵人，供在日本神庙里的一级战犯，都是博学的知识分子狂徒，此样人是最最可怕的人，是灾难的幕后策划人。
身为作家，王小波免不了要谈谈小说的。在几篇谈小说的文章里，王小波除了借昆德拉之口宣传小说家的道义感和虚构才华外，还提到一位20世纪初的中国女作家，即张爱玲。 王小波在表扬她有写小说的才能之余，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说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 且不说王小波对张爱玲的点评是否有失偏颇，他思想的影响力倒是让我想起当今中国文坛的“美女作家”、“女性作家”等词。当卫慧、木子美之流的“假洋鬼子”们撩拨着中国文坛的美女风，心甘情愿地充当什么“女性主义写作”的探路人，当网上的女性言情小说更多地成为男性的宠玩载体、意淫之源时，她们有否想过，自己的无知如何满足了大男权社会结构的可悲语境。这才是病态，病态的孤芳自赏、苟且偷笑。笔者认为，要看当代中国女作家写小说，就去看铁凝和迟子建等人的作品。迟子建曾冷笑着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女性作家”！这是真正的女作家风范。
写作本身是件如何美妙之事，男作家、女作家自然一律心知肚明。不过，就连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都敢于说真话，敢于针砭时弊，当代被解放的女性就更应该“直面人生”了。之于女性，现实社会—-东方也好，西方也罢—-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三从四德规避不了问题，当玩物更没出路，而极端的女权主义方式，设立女性“亚文化圈”，恐怕也矫枉过正，绝不能打理好社会问题的千头万绪。以笔者陋见，客观地阐述现实，理性地对待现实，独立地对待自己，而非醉生梦死，破罐子破摔，应是女作家们努力的方向。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个“题外话”：许多年前，自己写了本处女作，由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那是看见了海外华人们的辛酸苦辣后，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写就的。 当时我送了本给提供我素材的女友，未料她老公也抢了去读，读完后见到我就问：“哎，那个女主角在哪儿？这么个迷人的尤物，我可不想放过她！”后来，画家兼诗人的“胡子”也听说了这书，要了去“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丢给我一句话：“写得倒是精彩，文笔生动，情节跌宕。不过恕我直言，看来你还浪漫，还没有真正了解男人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朋友，读完书先恭维一番我的才华，接着就哀声叹气起来，面色沉重地说：“华人故事之多，其悲凉之态，你只偶见一斑而已，偶见一斑啊！你要写这个，那是写不完的。女人别提有多坏了！我随便给你讲个故事：一对相亲相爱的人，老婆把老公办过来了，去机场接他，大家坐进车里，才对他说，开车的人是我新的老公，咱们从此分道扬镳… …”。
读王小波的书，便有无数的读后感，写出一点儿，也就是聊博读者一笑。更想做的，是鼓励读者直截了当，找一册王小波的作品，在他的杂文里抑扬顿挫。也许，你也会读出痴迷的劲头来，手捧文卷，长吁短叹，拍案叫绝。而女读者们或可像我，一旦忘乎所以，便大胆摈弃“淑女相”，笑他个人仰马翻，在惊叹其深刻，感受其生动时，拥抱其率真，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常晖 写于维也纳，改于中国
